陈延年

陈延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毛泽东称赞其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理论功底深厚、工作能力突出、个人作风过硬，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深受党内外同志的拥护和爱戴。相较于其他知识分子型的早期领导人，陈延年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历程较为曲折，而促使他最终抛弃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是持续深入的学习。坚持学习，是陈延年从锦衣玉食的富家少爷到粗食布衣的英雄少年、从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到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转变的根本原因。就他的学习观养成进行分析研究，无疑对青年学生践行为民族复兴而读书的初心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独立自主，在比较中找准学习方向

陈延年“在童年时克承庭训，天资甚高，读四书五经，过目成诵”[1]P409，加之刻苦自励，对旧书掌故、新书知识都有兴趣，读起书来定要穷经究理，至十五六岁，国学已颇有根基[2]P41。据其弟陈松年回忆，安庆看过他文章的老先生都说，可惜现在科举废了，否则延年必能考中。但他不满足于此，除去读先生规定的书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想方设法借书来读。彼时的安庆，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陈延年本就对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爱国事迹十分推崇，心中萌生了以身许国的崇高志向，而震惊全国的辛亥革命引发了他对社会变革的思考。后来，陈延年结识了原是革命党人的安庆迎江寺的月霞和尚，便时常登门拜访，接受革命启蒙。1913年10月，安徽督军倪嗣冲因陈独秀参加讨袁斗争而下令追捕陈延年兄弟，陈延年等被迫逃往安庆乡下躲避。此事对他的“童年思想产生很大影响，种下了反抗和革命的种子”[2]P41，也使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军阀统治的残暴有了更为深刻直观的认识。就读新式学校后，陈延年开始接触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社会思想，眼界大为开阔，“使他心灵深处的革命愿望更为强烈，开始和传统观念决裂”[3]P6。他“对士大夫阶级不劳而食、不织而衣以及声色货利、荒淫无耻，深恶痛绝。常以澄清政治，改变士气为己任”[1]P409，此时更是选择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怀着远大的抱负和热切的心情外出学习，以求改变旧社会、追求新生活。

1915年，陈延年开始投身革命事业。若是借助父亲的威望，他自然可以获得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舞台。但他在革命信仰上绝不盲从，亦不愿借用父亲的名气，而是决意锻炼自立能力，独自追求救国真理，与父亲政见相左时甚至公开论战，时人谓之“父子各独立，不相谋也”。他组织青年学生半工半读，认为这“不仅对贫苦学生开了一条光明大路，而对于那些戴着大学生头衔，穿着蓝袍黑马褂，脚踏粉底朝靴，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门，投机取巧，到处逢迎的青年学生起了一种对照与针砭的作用，为社会开了新风气”[1]P409。当时上海是新思想的汇聚地，陈延年利用住在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传播阵地——亚东书店之便，“怀着探求真理的急切愿望浏览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新书刊”[4]P437。但受限于知识阅历，他对真理与谬误尚缺乏准确辨别的能力，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视其为最有希望指引中国走出黑暗的“救国良方”。他积极行动、奔走呼吁，以求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无私产、自由平等的互助生活，还与黄凌霜等人整合相关团体和力量，成立旨在“介绍科学真理，传播人道主义”的进化社，编辑《进化丛书》，出版《进化》月刊。然而，进化社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几无建树，《进化》月刊也很快遭到查禁。现实中的困境促使陈延年赴法勤工俭学，以求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求得真正可行的革命理论。19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阶级矛盾加速激化，拥有相当势力的无政府主义不仅没有对改造社会起任何积极作用，却愈来愈堕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残酷的现实促使陈延年重新审视各种主义，放下成见去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逐渐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了较深的理解。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一针见血的批判，对他震动更大，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了冷静理性的判断”[3]P24。而随后的革命实践——留法勤工俭学生先后发动的维护生存权和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反对北洋政府借款打内战、进占中法里昂大学三次革命斗争，更是让他明白“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

1922年初，陈延年彻底抛弃无政府主义主张，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经过赵世炎等人的争取，同年6月，陈延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后被增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宣传部部长，负责编辑《少年》杂志，在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23年4月，陈延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俄革命经验，实地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延年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对唯物史观、国际职工运动史、自然科学等所有教学课程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学习。1924年七八月间，陈延年回国，结束了长达5年的海外求学历程。亲眼见识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他对各种主义和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正确地区分了真理与谬误。回顾革命道路的选择，他感慨万千，决心彻底清除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残余，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并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始终保持对科学理论的学习思考和研究应用，义无反顾地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二、勤勉刻苦，在实践中检验学习成效

陈延年自幼勤勉好学，从私塾到安庆尚志小学再到全皖中学（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前身），都是同龄人眼中的好榜样，勤学精神为师友所称赞。陈松年曾回忆道：“延年读书十分用功，头脑也很聪明，记忆力极强。据家里大人们讲，他读起书来日夜不停，好像着了迷一样。”倪嗣冲追捕事件后，陈延年回到安庆，进入全皖中学学习，读书更加用功了。当时，学校有个名叫汤葆铭的先生，爱给学生出难题，但都难不倒陈延年。汤先生的题目刚写出来，陈延年就答出来了。在上海读书期间，其父陈独秀为改变我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的状况，奉行“兽性教育”，陈延年兄弟不得在家吃住，每月仅有10元钱做生活费，除去学费，所剩无几。兄弟二人必须白天在外做工谋生，晚上才能到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习。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陈延年的学习成绩，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刻苦钻研，勤奋学习，法语水平提高很快。据陈独秀的好朋友吴虞1917年1月的日记记载：陈独秀的长子“法文极佳”[3]P9。不久，兄弟二人便双双考入震旦大学，其学习用功之深可见一斑。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他们“为了追求革命，追求真理，毅然地离开学校，不要家庭的经济接济，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与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实行半工半读，自给自学。还听说，他们在上海工读时，为了了解劳动者的生活和团结他们，兄弟俩还帮助黄包车工人拉车，同工人群众交朋友”[5]P27。

旅法初期，陈延年进入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学习。该校教员多系巴黎大学的教授兼任，开设文学、历史、地理和法国文明史等多门课程。陈延年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除认真听课并完成作业外，还充分利用该校的条件博览群书，决心在半年或一年内修完该校规定的课程，争取投考巴黎大学。[4]P439一年后，因法华教育会取消资助，勤工俭学学生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陈延年无法继续在巴黎大学的学业，奔波于巴黎、里昂等城市间，每天都要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但他丝毫没有放松学习，抓紧一切时间刻苦自学。据他的一位友人回忆，陈延年在法国时，为一真正之华工，以半日进工厂做工，以半日研究法律。即便如此，他还抽出时间与志同道合的旅法青年学生合作出版小型刊物，对中国前途和革命出路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当时，法国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要著作都有法文版本，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介绍俄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书刊也很多，大家买到后，互相介绍，互相传阅，拼命阅读，思想认识不断提高。[6]P79与此同时，一部分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勤工俭学学生却荒废学业，热衷于攀附名流。陈延年忧虑于他们对科学“似乎一无所知，一无所研究”的状况，时常给予规劝。留苏期间，苏联正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陈延年等人即便享红军战士的待遇，依旧是吃不饱、穿不暖，冬天的夜里冷得无法入眠，但这都没有动摇和干扰陈延年的学习愿望。他曾对人说，我一生未曾有过这样好的生活。他自主克服语言不通等种种不便，认真完成所有课程，并尽其所能借阅书刊，探索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时常向赵世炎、王若飞、胡志明等同学请教讨论，坚持弄清楚遇到的每个理论问题。1925年，陈延年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全国革命中心和根据地的工作，异常繁忙，但“工作余暇，即阅读中文俄文书报，有时还对我等讲述一半段列宁处事的革命故事，还曾指导我们办了一个小刊物，刊名叫《怎么干？》，专介绍简短的革命工作经验”。“他经常工作至深夜……我等早已疲乏就寝，他总得在床头看一半小时书报，始行熄灯就寝。他的住房内桌上和床头，都是俄文书报。”[7]P150

三、学贵得友，在互鉴中拓宽学习视野

陈延年在读书学习中，坚决反对闭门造车，积极热情地参加各类学术团体，遇到不懂的问题，及时向身边同志请教，毫无保留地同他人分享学习资料和心得体会。年少居乡读书期间，陈延年就与后来曾经担任过老安徽大学校长的程演生等人关系密切，时常相互交流切磋学问。陈家近邻汪洋老先生家中藏书甚多，陈延年便成为他家的常客，时常去借阅图书、请教学问，短短几年时间就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典籍，为后来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此外，他经常造访迎江寺，与月霞和尚交流，畅谈革命道理和革命党人的崇高精神，学习课本上没有的知识。1919年前后，陈延年还曾到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结合一般生活较苦、觉悟程度较高的青年学生，半工半读，自给自学[1]P409，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探求革命道路。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陈延年遇到了一群具有崇高抱负的同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在五四运动时曾是发动和组织群众斗争的领袖，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组织才能，陈延年与他们组成团体，互相帮助，共同学习。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陈延年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不懂俄语的困难，埋头苦学，不懂的便向同学请教，还经常与赵世炎、王若飞等人交流学习心得，讨论问题。他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讨论问题时总是热烈发言，阐明自己的见解，尤其是面对原则问题时没有丝毫的马虎与退让，常常为了弄清楚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让同学们敬佩不已。[3]P43在莫斯科时，陈延年经常专门组织新来的同学汇报由法赴苏途中的所见所闻及各人的表现，归纳个人的优缺点，并要求每一个同志注意学习别人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缺点，大家团结友爱，互帮互学，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陈延年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榜样，经常深入同学中，了解每个人的学习情况和要求，随时集中反映，研究解决，当众表扬、当众批评。东方大学中国学生在他的带领下认真学习，大家感到十分愉快和亲切。在东方大学学习的还有来自日本、朝鲜、越南、土耳其等国的革命青年，以及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的学生。陈延年经常和各国学生支部领导人来往，相互介绍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斗争的发展情况，同他们建立革命友谊。据饶竞群回忆，陈延年在两广区委工作期间……经常组织在广州各部门工作的同志，利用星期天或晚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开报告会，学习时事政治和革命理论……陈延年几乎每次报告会都参加，一方面听讲，一方面作指导，既当学生，又当先生，使同志们感受到党的教育和温暖，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

四、知而好谦，在交流中带动他人学习

陈延年出身安庆名门望族，家境优渥，天资聪颖，少年时便已负盛名，无论是求学期间，还是工作之后，都是身边的同志和师友崇敬的对象，拥有大量的仰慕者和追随者。但他为人十分谦和，曾在中共广东区委长期与其共事的谭天度回忆：陈延年“不象一般的知识分子，固然没有留洋学生那样漂亮的西装革履打扮，也没有那种高谈阔论、装腔作势、向人显示学问的高深，而是表现的很平凡，就象一个纯朴的劳动者”[8]P43。陈延年性格沉稳，不苟言笑，在与人交流讨论时总是先聆听他人述说，从不随意打断他人，也不会采用高压的方式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详细地阐理述道，循循善诱，真正做到了以理服人。在交流讨论中，他虽然说话不多，但总能抓住问题的根本，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赵世炎曾称赞他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典范，谦谦君子的作风让身边的同志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不过，陈延年在学习中亦有毫不妥协的一面，面对错误的言论，他则将给予深刻而彻底的揭露批判，辩论政治原则问题时，就像列宁所说以猛狮那样的气势和雄辩来征服对方，赢得大家的尊敬，从而清除错误思想的影响，帮助同志们学习进步。

革命道路选择的曲折经历，让陈延年十分热衷于帮助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提高理论水平，坚定政治信仰，因而他对宣传教育工作格外重视。早在1922年，陈延年即出任“少共”宣传部部长，领导编辑“少共”机关报《少年》。据郑超麟回忆，陈延年亲自刻写蜡纸，搞油印，经常要忙到夜里一两点钟。他写的字规范秀美，使这个油印刊物竟能与铅印的媲美，杂志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战斗性，在旅法学生和华工中影响巨大，被誉为巴黎的《新青年》。[3]P36在领导中共广东区委工作期间，陈延年坚持每周召集活动分子会议，报告党的政策和民众运动，经常结合各项中心任务，指示有关同志编印刊物或宣传提纲给各基层支部进行学习和宣传。[9]P48为了推进党的教育与宣传，他和张太雷等领导创办了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和供党内同志阅读的内部刊物《我们的生活》，这些刊物迅速成为当时教育党员和干部的重要阵地；还曾主办《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刊物，为这些刊物写过不少文章。他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及时“开办了团训班、党校、工人讲习班，并到农民讲习所亲自授课，讲得生动、系统，并有鼓动性。他写文章更是锻炼有素、驾轻就熟、才华横溢”，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和工人投身革命。他为这些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但从不突显自己，虽然文华出众，但从不随便写文章，更不愿以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2]P42

陈延年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开风气之先的早期共产党人之一。他热爱学习、善于学习，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养成了独特而鲜明的学习品质，对广大青年“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叶尚志.追述陈延年兼及陈独秀一家[J].百年潮，2000（2）.

[3]范晓春.中国工运历史英烈传?陈延年[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

[4]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英烈与模范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5]夏之栩.回忆陈延年、陈乔年烈士[J].中国工人，1958（9）.

[6]安徽文史资料（第19辑）[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7]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8]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9]黎显衡，林鸿暖，杨绍练.陈延年[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单位：江秀娟，中共合肥市包河区委党校；李朋飞，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党史文苑》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