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陈乔年烈士的宣传和研究中，有一处容易出错，就是陈乔年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时间。《中共党史人物传》以及彭健华等人回忆都指向了“1925年初”，这也是现在的普遍观点。

陈乔年（后排右一）与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合影

书信往来中的时间见证

1998年初版，由金再及编著，后收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丛书并再版的《罗亦农文集》收录了致陈乔年等人的两封书信。其中一封是罗亦农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途中写给陈乔年等人的，篇名为《应加强海参崴的中国工人运动》，编者判定写作时间是1925年3月30日。另一封是罗亦农回国后在广州写给陈乔年等人的，篇名为《致陈乔年、刘伯坚、袁庆云、李求实函》，编者判定写作时间是1925年7月19日。

2001年出版，由党的文献杂志社编著的《红书简》中收录了聂荣臻《关于部分党员回国事，请你来此一商——致陈乔年》的信件，编者判定书信是在莫斯科红军校学习时接到通知，即将回国的聂荣臻于1925年6月底写给陈乔年的。

1997年《中共党史资料》第61辑登载王若飞《致陈乔年等的一封信》，落款“四月五号”。从内容看应该是1925年4月5日，王若飞和罗亦农等一行人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途中，在海参崴候船时写给陈乔年等人的。信中要求中共旅莫支部加强对海参崴工人运动的指导，与前述罗亦农致陈乔年等人的《应加强海参崴的中国工人运动》一致，而且王若飞在信中提到“大口前信”。“大口”指的就是罗亦农。罗亦农、王若飞等7人于1925年3月12日下午从莫斯科动身回国，29日下午抵达海参崴，因船期延误，直到4月9日才离开海参崴，中旬抵达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在海参崴滞留的十来天里，他们参与了中共海参崴小组的活动，并针对海参崴当地的问题和工作需求，建议中共旅莫支部给予帮助和指导。

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的时间

为什么罗亦农、王若飞、聂荣臻等人会写信给陈乔年等，提出工作上的建议？这其实与陈乔年此时担任的职务有关。

莫斯科东方大学很早就有了中共党、团组织。1921年8月，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选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学员分3批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后组成中国班。出发前，很多人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所以中国班一开始就有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并开展团务活动。1921年冬，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组织，但那时党员身份是秘密的，直到1922年11月才在团员中公开。后来党员人数不断增加。1923年4月上旬，陈乔年、陈延年、赵世炎等旅欧党、团员到达后，党、团员队伍迅速壮大，党员增至23人，团员达到35人。所以1923年4月28日，根据党的章程正式建立了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中的记载，1923年4月到1926年夏，中共旅莫支部前后共7期，担任书记的有罗亦农、彭述之、王一飞、陈乔年、袁庆云。其中1925年1月到10月间短暂改为中共旅莫地方执行委员会（即第5期、第6期）。陈乔年到东方大学后积极参加中共旅莫党、团活动。就团内职务来说，他先后担任过中共旅莫团支部的训练部主任、委员兼研究部主任。就党内的职务来说，他担任过第4期（1924年7月—1925年1月）中共旅莫支部下设的国际状况问题研究会主任、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五期（1925年1月—5月）中共旅莫支部委员并兼任过文化部主任、训练部主任、国际状况问题研究会主任。1925年5月，他当选为第6期中共旅莫支部的书记。

正因为陈乔年在中共旅莫党、团支部中担任职务并有职务变化，所以罗亦农3月间信的抬头为“亦飞、乔年、伯坚转两执行委员会诸同志”，7月间信的抬头改为“乔年、伯坚、庆云、求实诸同志”。亦飞即王一飞，3月间正担任第5期中共旅莫支部的书记，陈乔年、刘伯坚均为委员。而7月间，陈乔年已任第6期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是委员，袁庆云是候补委员，李求实虽然没在中共旅莫党支部内任职，但此时是中共旅莫团支部书记。由于陈乔年已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所以聂荣臻才写信请他前来指导工作并且“再忙都要来”。

上述罗亦农、王若飞、聂荣臻与陈乔年之间的书信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关于中共旅莫支部等的详细记载，说明1925年初陈乔年尚在莫斯科，不可能回国。《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在中共北方（京）区委条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条目关于陈乔年1925年初的一些记载中，仅说“1925年春，中共中央调整中共北京区执委兼北京地执委领导成员，任命陈乔年为书记……”，并未说明陈乔年是否到职。该书关于1925年1月共青团三大所列出的18名代表名单中也并无陈乔年。

根据需要提前回国

事实上，陈乔年等人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批有计划的从苏联回国。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在干部紧缺的背景下要求旅莫人员分批回国，对部分人已提前做出某些工作和职务上的安排。1925年一二月间，中央曾写信给中共旅莫支部，信中说：急需能负责指导独当一面工作的同志回国工作。1925年初，中央和国际代表商定，再从旅莫人员中选调一批同志回国，并提出19人名单，计划分3批回国，同时要求罗亦农、王若飞等第一批7人3月4号就动身。最终，罗亦农、王若飞等一行7人在3月12号从莫斯科启程回国。

旅莫人员回国经常是几个人一组，有一条经典的路线就是从莫斯科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然后从海参崴坐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据郑超麟回忆，1924年七八月间他跟陈延年等人一组从苏联回国，陈延年是队长，他是会计。1991年中央档案馆的马淑德、姜红在《党的文献》第1期上发表了《李富春旅欧旅莫活动纪实》，明确提到：1925年7月8日，陈乔年与李富春、蔡畅、林育英、张人亚、马致远、关向应、王灵书、袁冰冰、韦坚、郭隆真、陈比难等一行12人启程回国。一行人于20日抵达海参崴，23日晚9时乘船离开，8月初到达上海。这一行人中的陈比难也曾回忆他跟陈乔年、李富春等一行人于1925年东方大学暑假后七八月份间回国的情形，并说陈乔年是他们这一行人的组长。

事实上如果清楚陈乔年是与李富春、蔡畅、张人亚等人一起回国，那么关于陈乔年从苏联回国时间问题也就确切了。至于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综合卷》说陈乔年是1924年底回国，可能只是为了呼应《中国共产党组织史》1925年春陈乔年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北京区执委兼地执委书记，所以把陈乔年回国时间刻意提前了。再看彭健华的回忆：“但未及月余，1925年春，党中央即决定成立北方区委员会，统筹领导北方各省市党的工作……”。众所周知，中共北方区委成立的时间是1925年10月，并非1925年春。如果陈乔年到北京工作未及月余，中共北方区委成立，那么陈乔年8月初抵达上海，八九月间到北京履职则是合理的。

（来源：2021年10月20日第1521期《党史信息报》）